程青松，中国电影“金扫帚奖”创办人。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

■ 对话人物

程青松[微博]影评人、导演、作家、编剧，中国电影“金扫帚奖”创办人。

■ 对话动机

3月19日，在2016年度华语十佳暨第八届中国电影金扫帚奖颁奖典礼上，吴亦凡、景甜分获最令人失望男、女演员。王晶、张嘉佳分获最令人失望导演、新导演。《封神传奇》、《澳门风云3》、《摆渡人》获最令人失望影片。

当晚，有一位导演登台领奖，这也是“金扫帚奖”创办8年来，第一次有获奖导演亲临现场。

8年间，这个专评烂片的奖项，得罪了很多人，也引起了诸多争议。创办人程青松对新京报说，他不怕得罪人，设立这个奖的初衷是，把批评的声音说出来，给中国电影打扫一下卫生。

谈评选

“要是怕得罪人，就不要来当评委了”

新京报：3月19日第八届金扫帚奖颁奖典礼结束。这一届的获奖名单是怎么评出来的？

程青松：12月份，我们会把这一年所有公映过的电影名单整理出来。没有进入院线或者票房只有几十万的电影，不会纳入候选名单。首先，我们根据豆瓣、时光网等网站网友的打分以及我们观影感受，选出最令人失望影片和最令人失望中小成本影片各20部，作为入围名单。

然后再根据网友投票，选出10部候选影片，最后由专业评委投票，得出结果。

新京报：评委怎么选定？

程青松：是一些口碑比较好的影评人、电影学院教授、媒体人。每年都会被拒绝，比如有一些人会跟我说，我跟某个导演很熟，不好意思当评委。我事先就和他们说好了，要是怕得罪人，就不要来了。我们有一个规矩，奖项公布后，每一个评委投了什么票都会公布。这次有一个评委投了鹿晗，很多人骂她为什么不投吴亦凡，要投鹿晗。她还是有一点压力，我说你怕什么，你又不是为这些人而活。

新京报：评委们的投票有倾向吗？

程青松：这一点我们借鉴了美国金酸梅奖的经验，在烂片之中，评委就是要评有名的演员、有名的导演、有名的编剧和有名的影片，因为这些才对观众伤害最大。

新京报：你总在得罪人。

程青松：我既然做它，为什么要怕得罪人呢？我是针对影片，对事不对人。张艺谋导演过《秋菊打官司》，也导演过《三枪拍案惊奇》，《三枪》烂不代表《秋菊》也烂。邓超因《烈日灼心》被提名最佳男演员，但他的《恶棍天使》就是可怕呀。

谈初心

“给中国电影打扫一下卫生”

新京报：做金扫帚奖有什么契机？

程青松：2009年，我的一个好朋友跟我说，他和父亲在所有事情上都有代沟，看完《三枪拍案惊奇》后没有代沟了，一致认为这个电影很烂。他对我说，“青松，你们怎么拍这么烂的电影出来。”当时我就很尴尬，因为他不是电影圈的。

新京报：因为朋友的一句话？

程青松：还有些影评人会被收买，把烂片说成好片，这也是我做这个奖的原因之一。我觉得，说真话的人要没有了。当时我很生气，一定要做一个奖，把批评的声音说出来。

新京报：为什么要叫“金扫帚”？

程青松：当时想了几个名字，像金马桶、金鞋垫等等。我让网友选，最后选出了金扫帚。当时的想法是，给中国电影打扫一下卫生。后来有朋友给了更诗意的解释：扫帚在西方传说中很神奇，骑上去就能飞起来。希望拿了金扫帚奖的电影人，也能飞起来，以后不要再拍出烂片。

新京报：得奖的人都有什么回应？

程青松：小沈阳微博上回应说，金扫帚应该办下去，这个奖他虚心接受。每一年我们都把得奖导演、演员的联系方式要到，邀请他们过来参加。有一些的回应比较正面，像导演马伟豪通过助手来领奖，感言是“我想这是一个没有黑幕和内定的奖，我认可这个奖的精神，所以我很惶恐。”吴亦凡那边说的是，3月19日在国外有工作，不能来，希望以后能够提高演技。

张嘉佳，我加他微信没有通过；我的助手给王晶发了两次短信，告诉他这个奖是怎么回事，他就回了四个字，“没有兴趣”。

新京报：《致我们终将到来的爱情》获得了“最令人失望中小成本影片奖”，该片导演郑来志上台领奖了，这是第一次有获奖导演到现场，怎么说服他的？

程青松：郑来志导演很意外。我们刚联系他时跟他说，希望他能过来，他同意了。但后来他又说，制片人不同意他来，他的下一部影片入围了戛纳的一个单元。我继续和他沟通，说下一部影片和这一部又没有关系，下一部电影好，观众一样会喜欢。

颁奖那天他说，5点钟到。我们其实已经做好了他不来的准备。

谈困难

“一直没人领奖，我曾想不办了”

新京报：办奖的经费从哪儿来？

程青松：主要是赞助，许多朋友帮忙，包括免费提供场地。我们有个规矩是不拿影视公司的赞助。

新京报：你遇到过奖办不下去的情况吗？

程青松：第四届，找不到赞助，而且之前一直没人领奖。我想，再没有人领奖，我就不办了。结果那年小沈阳回应了，还来了俩领奖者。我就觉得只要有人说“我听到了”，我就有办下去的动力了。

新京报：金扫帚奖评奖的时候会回避主旋律电影吗？

程青松：没有回避啊。那个老艺术家去韩国的《我的战争》就入围了，他的导演彭顺也入围了。

新京报：你好像活得挺直率。

程青松：小时候我父亲跟我讲安徒生童话《皇帝的新装》。当时我就特别喜欢那个小孩，喜欢那样的人。我不敢说我理解的都是对的，我看到的都是真的，我只是想把我的想法说出来，我特别喜欢真话。

许多人可能高估了说真话的后果，就像我公开了同志身份，许多人觉得“要死人”，其实没有。

谈中国电影

“每个人都想赚一把就走”

新京报：你认为烂片层出不穷的原因是什么？

程青松：就是每个人都想来投机，赚一把就走，没有想过真正把这个行业做好。电影有创作规律，像好莱坞那么商业化的体系，他们有时候买到一个畅销书的版权，五年、十年后才搬上银幕。你看《澳门风云3》这种不管是故事，还是周润发、刘德华等人的表演都完全不及格的烂片，为什么要生产出来？就是要大年初一上映好抢观众钱啊。商人赚钱没有什么好指责的，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，不管是商业片还是艺术片，首先要给观众一个合格的电影，才是正当的生意。

大家不是把电影当成艺术创作，而是当成了金融产品，一部电影几十家投资商。这样做是不对的呀，而且观众看完烂片之后不能退票。你在餐厅吃个饭，有苍蝇还不给钱呢。

新京报：许多评价非常好的艺术电影，票房往往不及烂片的一个零头。你怎么看这种现象？

程青松：我觉得这是中国院线排片的问题。我在上北京电影学院之前，在电影院工作了多年。我在电影院曾经放过金棕榈奖影片《得克萨斯州的巴黎》。那时候为什么会引进这样的电影呢？八十年代的观众，难道水准就比现在高吗？肯定不是。

新京报：你提到80年代，但80年代是压抑几十年后的一次爆发。那时所有的文艺作品都焕发了蓬勃生机，甚至诗歌也是。但那个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

程青松：现在，由于院线不怎么排片，让这些电影没法回收资金，那这些电影的生产也收缩，变得越来越少。有人提过艺术院线，我个人认为所有院线应该有这种意识：除了大餐，还可以配一些小粥。每个院线里边哪怕拿一两个厅出来，放这样的电影，一定有人去看，因为中国人口基数那么大，一定有人喜欢有人文情怀的电影、艺术电影。喜欢这些电影的人，一次来没有、两次来没有，以后就不进电影院了嘛。

新京报：有调查显示，中国电影观众呈现低龄化趋势。年轻人恐怕没那么关注比较沉重的母题。

程青松：我说两个80后，郭敬明跟韩寒。他们都有自己的粉丝群体，但他们粉丝的趣味完全不一样。难道越来越年轻的这批人，他们看电影的口味都一样吗？我认为不是这样。前几天，一个我认识的大学生，97年的，听说我有《八月》首映式的票，非常高兴。

新京报：这些人并不是大多数，他们能撑得起一部电影的投资吗？

程青松：艺术片的投资远没有商业片大，而且许多明星愿意降到很低的片酬、甚至零片酬来演。张译演《山河故人》，他的片酬是很低的。秦海璐演《钢的琴》，是零片酬。如果有足够多的点去放映，这类电影是能够收回成本的。当然，文艺片里面也有很多烂片，商业片里面也有很多好电影。

新京报：你觉得“金扫帚奖”对中国电影圈改变有多大？

程青松：改变不了，因为我们有时候连自己都改变不了。我们只是想把这个声音说出来：有不少人不喜欢这样的电影。能不能让电影人听到这个声音后，在创作上再调整一下思路，或者再把公司做好一点。